·学思践悟·

知行合一  行而有果

●关于知与行，王守仁有句话说得好，“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”。起而行之、用力于实处是态度，也是本事；是站稳立场，更是努力方向。

有这样一副对联：上联是“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”，下联是“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”，横批是“谁来落实”。此对联讽刺了议而不决、光说不练的现象。从古至今，世人历来反对夸夸其谈、坐而论道。《论语》有言，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”，就是倡导起而行之、用力于实处。

坐而论道易，起而行之难。俗话说，“光说不练假把式”。嘴上说得再好，不如手底下见真章。起而行之、用力于实处，不仅需要过人的胆识和勇气，还需要准确的判断力和超强的行动力作保障，而纸上谈兵呢，往往是“语言的巨人、行动的矮子”。

“虚与实之分，祸与福之纽也。”起而行之也是验证观点是否可行的过程，是实践中对固有想法的不断觉察与修正。思路可行就撸起袖子加油干，不可行的话及时转换思路、重新寻找出路。这不仅是一个由务虚到务实的过程，更有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哲学思维贯穿其中。

1973年，毛泽东对周恩来说，“我们是现实主义者，说许多空话，不如做一件实事。”时至今日，少说空话、多做实事仍是共产党人的“传家宝”。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，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“改革先锋”的起而行之、实处用力、敢闯敢试、敢想敢干，才有如今举世瞩目、令人赞叹的发展成果。实践充分证明，“事要去做才能成就事业，路要去走才能开辟通途”。

坐而论道与起而行之说到底是知与行的关系问题。无论是坐而论道，还是起而行之，其实提供的都是一种想问题、做事情的认识论和方法论，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。提倡起而行之不等于否定谋划、探讨的重要性，而是更强调躬身实践在干事创业中的重要作用。如果只是坐而论道，最终很可能错过良机、劳无所获，只能慨叹“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”。

关于知与行，王守仁有句话说得好，“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”。起而行之、用力于实处是态度，也是本事；是站稳立场，更是努力方向。虽然清谈容易实干难，但在知行合一的具体实践中，多些决而有行、行而有果，多些起而行之，少点坐而论道、就一定能够取得突破、收获精彩。

（来源：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2019年3月19日02版，作者：张硕）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·明纪释法·

基层减负年，怎样精准减负②：“削山填海”为基层松绑减负

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”，下联是“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”，横批是“谁来落实”。这是基层群众对一些地方文山会海现象的辛辣讽刺。

不良文风会风的根源，主要在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。近年来，随着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纠正“四风”持续深入，文山会海得到一定程度遏制。但在一些地方，文山会海反弹回潮，基层干部疲于应对。近日，中央发出通知，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，整治文山会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王铎 绘

文山会海成基层重负

“上面千条线、下面一根针”，基层是各项政策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基层干部本应把主要精力用在抓工作落实、服务群众上，现实中却被迫把大量时间花在会议和上报材料上——

“有些文件明明政府网站上已经发布了，仍要层层开会传达，一级传一级，一级抄一级，反反复复好多遍，用传达代替落实。”西南某省的一位公务员抱怨，由于传达会繁多，手头工作时常被打断。

收发文件一度成为了部分基层干部的主要工作。西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科级单位，2017年共收到市级部门和县里几大班子的文件3831份，经过整合修改，该部门全年向乡镇发文642份，平均每天要接收处理十几份文件，要制定下发两份文件。

看不完的文件、开不完的会、弄不完的汇报、填不完的表……不禁让人感叹时间都去哪了？面对文山会海，一些基层干部呼吁：让我们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干点实实在在、让群众感到满意的事吧！

秦巴山区一个仅有430多户村民的贫困村，连村里一些日常工作安排，也会制定出专门方案，以村党支部红头文件形式下发给各村民小组，因为上级要求这样做。村支书说，本就不大的村子，原本召集村民小组长开个会，几句话就能安排妥当的事，却为制定、修改文件花费了两天时间。

为了扩大影响力，少数单位还有意扩大发文范围，还有的将本该由本单位发放的文件提请上级部门发放。“影响力大了，留给检查人员的印象分也就上去了。”湖北省石首市一名干部介绍道。

如果干部每天都忙于开会，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准备开会，哪有时间去落实工作？媒体报道，有一个乡镇政法委副书记一年开了280多场会，平均一个工作日超过一个会。镇里到县城有近两小时的车程，来回路上就得半天，再加上开会半天，一天开一个会，基本上就没时间干别的工作了。

不止是会多，“看规格、比规模”在一些地区部门甚至成了一种“潜规则”。会议范围和对象被承办单位有意扩大，一些本来不相干的会议，也要求一把手出席“陪会”。此外，重复开会、以会议落实会议的情况仍然存在，以此表示对上级要求“高度重视”。

“目前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力不济，把发文、开会当作抓落实的主要方式方法，甚至将其做成履职尽责、推卸责任的‘痕迹’，一些文件层层转发、照抄照转，很多时候并无新的实质性内容，完全是重复上级精神，造成基层干部不是在看文件就是在签责任状、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东关街道东方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袁红梅说道。

显而易见，如果有些上级部门热衷于通过基层开了多少会、发了多少文来考察基层干部的工作实绩，那么文山会海就会层层加码，越到基层越严重。长期在这种环境下，有些干部不是自觉远离文山会海，而是乐在其中。

更可怕的是，文山会海还有溢出效应。有基层干部表示，会开完后，一些领导不下基层调研，但雷打不动要看进度报表。日报、周报、月报，有的数据明明报过了，还是重复反复要，“表哥表弟”由此产生。另一个“溢出”体现在时间差上，一些地方上午开会下午就要出经验，今天开会明天就要总结做法，基层只能瞎应付。

在文山会海中，党员干部对此深恶痛绝、苦苦挣扎，又深陷其中、不能自拔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基层既是受害者，有时也对此推波助澜。这一现象同样值得警惕。

“工作干的好不好，多问老百姓满不满意，有多少获得感和幸福感，这才是评价标准。”中央减负通知印发后，引起一片叫好，有网友直言，对这一举措充满期待，希望基层工作人员能够腾出更多时间为老百姓服务。

“老病灶”缘何久治不愈

应该说，文山会海怪象由来已久。为什么多年来从上到下一直在痛批文山会海，而文山会海却依然存在？

细究起来，主要原因有二：一是形式主义的惯性，不开会不足以体现重视、不整材料不足以彰显政绩，务虚的文山会海，替代了务实的下沉落实，结果陷入“整顿-反弹-再整顿-再反弹”的怪圈。二是解决文山会海的手段和方式容易陷入形式主义怪圈。比如这些年，不少地方推出了“无会周”制度，但大多治标不治本，约束不了滥开会、乱发文的权力冲动。

文山会海反弹回潮，说到底，根源还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作祟，有些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，始终坚信“开会才算重视，发文就是落实”。

而政绩观一旦错位，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就容易忙于应付，重形式、轻实效，一头扎进文山会海当中，唯台账是举、以材料论英雄。

相声《开会迷》里有位“主任”，买一个脸盆也要开会，会上大讲买脸盆的重要性，还“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、言者无罪、闻者足戒的精神，进行讨论！”生动地反映了形式主义在现实中的表现。

福建农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建平认为，从治理手段上来看，面对复杂的治理事务，由于缺乏积极性和创新性，基层治理体系容易形成“会议依赖症”，以会议传达会议，以文件落实文件，满足于开会发号施令，使得文山会海耗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

一些地方把“痕迹”当“政绩”，片面追求材料的“颜值”和“厚度”，导致材料堆积如山。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新问题、新矛盾，调研不足、学习不够、方法不多，只能依靠不间断的会议，动员动员再动员。一些干部工作方式有问题，也就“开会、台账、考核、验收”四板斧，甚至“没开会就不会工作”“没发文就不会落实”。

要看到，形式主义在一些“太平官”那里成了“护身符”。“我都在忙，你不能说我没做事”“材料那么高，我已经很用功”。劣币驱逐良币，在“太平官”的传染下，一些优秀干部也逐渐随波逐流，变得不思进取。“什么会该开，什么会不该开？”缺乏对文山会海的界定标准，也助长了这种行为。

中部地区某县一位副镇长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：“上级开会布置一件事，我们就得抓紧开会、发文；上面要求做好3项工作，到我们这里可能就得部署8项才说明重视，不开会不发文，一旦出问题那就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由此，整治文山会海，还要规范问责追责，为担当者担当，杜绝压力“甩锅”，拧紧干事创业发条，让基层干部真正能沉心思考，用心履职，专心干事。

另外，一些干部无法与时俱进，缺乏运用现代科技的意识和主动性，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信息技术的积极作用，无法发挥其及时、便捷、交互等优势，从技术手段上限制了自身无法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。

“削山填海”须见招拆招

整治文山会海需要持续发力、久久为功。今年1月，《求是》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《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》，再次指出文山会海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、耗费大量精力，又助长了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强调说：“这种状况必须改变！”

应该看到，“削山填海”不只是某一级的事，而应是全党上下齐心的综合性治理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杜治洲认为，“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”是目的，他指出，在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当下,需要更加注重党政机关工作效率和效果问题。

层层开会，层层发文，基层文山会海的问题，主要根源在上级。中央印发的减负通知也明确，从中央层面做起，层层大幅度精减文件和会议，确保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、召开的会议减少30%－50%，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页。3月5日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，今年国务院及其部门要带头大幅精简会议、坚决把文件压减三分之一以上。

立硬杠杠压缩会议文件，在当下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山东提出各级会议数量要减少三分之一以上，基层上报材料要压减50%以上，文件原则上不超过3000字；安徽要求今年各级各部门会议数要同比减少10%以上。以上率下，一级做给一级看，一级为一级着想，文多会多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

改革对基层的工作评价机制是关键，精准监督不可或缺。“一方面整治一切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另一方面改变官员和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导向。”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。惩与治相结合，有利于压缩文山会海生存空间。

破除“材料论英雄”的考评倾向，少依靠漂亮文字搞排名，多到田间地头发现问题，以群众口碑检验工作实效。如浙江省杭州市大力整饬文山会海等六大顽疾，明确“全市各级各部门一律不得以开了什么会、发了什么文作为依据考核基层”。

落到基层，破题“本领恐慌”和“会议依赖症”应该齐头并进。实际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倡导的“四下基层”“马上就办，真抓实干”等，已经给出了具体的方法。抓落实何须坐而论道，带着问题到一线去，与群众坐“一张板凳”解决问题，这远比在会议里苦思冥想更有效。

“削山填海”，还需科技助力。加快“互联网+政务”在基层落地生根，真正把无纸化办公系统和视频会议系统用起来，建立集约化、系统化、扁平化的网络政务平台，通过科技手段提高工作效率、节约公共资源、拉近干群关系，也是解决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重要方面。

拒绝人人喊打的文山会海，还得每个党员干部齐心协力，对照自身，见行动、出实招、用真功。（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陈金来 通讯员 叶欣 马剑芳）

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报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【监察法释义(23)】监察机关运用查询、冻结措施调查案件的规定

第二十三条　监察机关调查涉嫌贪污贿赂、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以依照规定查询、冻结涉案单位和个人的存款、汇款、债券、股票、基金份额等财产。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。

冻结的财产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，应当在查明后三日内解除冻结，予以退还。

本条是关于监察机关运用查询、冻结措施调查案件的规定。

规定本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收集、保全财产性证据，防止证据流失或者被隐匿，确保在后续工作中对违法犯罪所得予以没收、追缴、返还、责令退赔。
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，要赋予监察机关必要调查权限。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实践看，监察机关调查涉嫌贪污贿赂、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，相当一部分案件涉及涉案单位和个人的存款、汇款、债券、股票、基金份额等财产。为了查清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事实，使收集、固定的证据确实、充分，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必要的查询、冻结权限，同时又规定了严格的程序以及对相关人员的权利保障。

本条分两款。第一款规定的是查询、冻结要件。主要包括两个要件：一是涉案要件。查询、冻结的涉案要件，是监察机关正在调查的是涉嫌贪污贿赂、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案件。二是必要性要件。监察机关采取查询、冻结措施，必须“根据工作需要”，这主要是指涉案单位和个人为达到伪造、隐匿、毁灭证据的目的，有可能提取、转移其存款、汇款、债券、股票、基金份额等财产，以及其他情形，不采取查询、冻结措施不足以防止这些情形的发生。监察机关采取查询、冻结措施，其对象必须是属于涉案单位和个人而不是其他主体，并且应当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、有关单位和个人出具查询、冻结书面通知，这些机构、单位和个人应当准予查询、实施冻结并提供必要的协助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、阻挠或者拖延。

第二款规定的是解除冻结。监察机关对冻结的财产应当及时进行认真审查，经审查，与案件无关的，应当在查明情况后三日内解除冻结，退还原所有人或者合法持有人、保管人。“与案件无关”，是指冻结的财产并非违法犯罪所得，也不具有证明被调查人是否违法犯罪、罪轻、罪重的作用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，与违法犯罪行为没有任何牵连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查询、冻结存款、汇款、债券、股票、基金份额等财产，既要收集、冻结能够证明被调查人有违法犯罪行为、法律责任重的书证、物证，也要收集、冻结能够证明其没有违法犯罪行为、法律责任轻的书证、物证，以保持证据的完整性与客观性。

（摘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编写、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《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〉释义》）

·学思践悟·

知行合一  行而有果

●关于知与行，王守仁有句话说得好，“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”。起而行之、用力于实处是态度，也是本事；是站稳立场，更是努力方向。

有这样一副对联：上联是“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”，下联是“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”，横批是“谁来落实”。此对联讽刺了议而不决、光说不练的现象。从古至今，世人历来反对夸夸其谈、坐而论道。《论语》有言，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”，就是倡导起而行之、用力于实处。

坐而论道易，起而行之难。俗话说，“光说不练假把式”。嘴上说得再好，不如手底下见真章。起而行之、用力于实处，不仅需要过人的胆识和勇气，还需要准确的判断力和超强的行动力作保障，而纸上谈兵呢，往往是“语言的巨人、行动的矮子”。

“虚与实之分，祸与福之纽也。”起而行之也是验证观点是否可行的过程，是实践中对固有想法的不断觉察与修正。思路可行就撸起袖子加油干，不可行的话及时转换思路、重新寻找出路。这不仅是一个由务虚到务实的过程，更有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的哲学思维贯穿其中。

1973年，毛泽东对周恩来说，“我们是现实主义者，说许多空话，不如做一件实事。”时至今日，少说空话、多做实事仍是共产党人的“传家宝”。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，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“改革先锋”的起而行之、实处用力、敢闯敢试、敢想敢干，才有如今举世瞩目、令人赞叹的发展成果。实践充分证明，“事要去做才能成就事业，路要去走才能开辟通途”。

坐而论道与起而行之说到底是知与行的关系问题。无论是坐而论道，还是起而行之，其实提供的都是一种想问题、做事情的认识论和方法论，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。提倡起而行之不等于否定谋划、探讨的重要性，而是更强调躬身实践在干事创业中的重要作用。如果只是坐而论道，最终很可能错过良机、劳无所获，只能慨叹“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”。

关于知与行，王守仁有句话说得好，“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”。起而行之、用力于实处是态度，也是本事；是站稳立场，更是努力方向。虽然清谈容易实干难，但在知行合一的具体实践中，多些决而有行、行而有果，多些起而行之，少点坐而论道、就一定能够取得突破、收获精彩。

（来源：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2019年3月19日02版，作者：张硕）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·明纪释法·

基层减负年，怎样精准减负②：“削山填海”为基层松绑减负

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”，下联是“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”，横批是“谁来落实”。这是基层群众对一些地方文山会海现象的辛辣讽刺。

不良文风会风的根源，主要在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。近年来，随着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纠正“四风”持续深入，文山会海得到一定程度遏制。但在一些地方，文山会海反弹回潮，基层干部疲于应对。近日，中央发出通知，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，整治文山会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王铎 绘

文山会海成基层重负

“上面千条线、下面一根针”，基层是各项政策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基层干部本应把主要精力用在抓工作落实、服务群众上，现实中却被迫把大量时间花在会议和上报材料上——

“有些文件明明政府网站上已经发布了，仍要层层开会传达，一级传一级，一级抄一级，反反复复好多遍，用传达代替落实。”西南某省的一位公务员抱怨，由于传达会繁多，手头工作时常被打断。

收发文件一度成为了部分基层干部的主要工作。西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科级单位，2017年共收到市级部门和县里几大班子的文件3831份，经过整合修改，该部门全年向乡镇发文642份，平均每天要接收处理十几份文件，要制定下发两份文件。

看不完的文件、开不完的会、弄不完的汇报、填不完的表……不禁让人感叹时间都去哪了？面对文山会海，一些基层干部呼吁：让我们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干点实实在在、让群众感到满意的事吧！

秦巴山区一个仅有430多户村民的贫困村，连村里一些日常工作安排，也会制定出专门方案，以村党支部红头文件形式下发给各村民小组，因为上级要求这样做。村支书说，本就不大的村子，原本召集村民小组长开个会，几句话就能安排妥当的事，却为制定、修改文件花费了两天时间。

为了扩大影响力，少数单位还有意扩大发文范围，还有的将本该由本单位发放的文件提请上级部门发放。“影响力大了，留给检查人员的印象分也就上去了。”湖北省石首市一名干部介绍道。

如果干部每天都忙于开会，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准备开会，哪有时间去落实工作？媒体报道，有一个乡镇政法委副书记一年开了280多场会，平均一个工作日超过一个会。镇里到县城有近两小时的车程，来回路上就得半天，再加上开会半天，一天开一个会，基本上就没时间干别的工作了。

不止是会多，“看规格、比规模”在一些地区部门甚至成了一种“潜规则”。会议范围和对象被承办单位有意扩大，一些本来不相干的会议，也要求一把手出席“陪会”。此外，重复开会、以会议落实会议的情况仍然存在，以此表示对上级要求“高度重视”。

“目前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力不济，把发文、开会当作抓落实的主要方式方法，甚至将其做成履职尽责、推卸责任的‘痕迹’，一些文件层层转发、照抄照转，很多时候并无新的实质性内容，完全是重复上级精神，造成基层干部不是在看文件就是在签责任状、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东关街道东方家园社区党总支书记袁红梅说道。

显而易见，如果有些上级部门热衷于通过基层开了多少会、发了多少文来考察基层干部的工作实绩，那么文山会海就会层层加码，越到基层越严重。长期在这种环境下，有些干部不是自觉远离文山会海，而是乐在其中。

更可怕的是，文山会海还有溢出效应。有基层干部表示，会开完后，一些领导不下基层调研，但雷打不动要看进度报表。日报、周报、月报，有的数据明明报过了，还是重复反复要，“表哥表弟”由此产生。另一个“溢出”体现在时间差上，一些地方上午开会下午就要出经验，今天开会明天就要总结做法，基层只能瞎应付。

在文山会海中，党员干部对此深恶痛绝、苦苦挣扎，又深陷其中、不能自拔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基层既是受害者，有时也对此推波助澜。这一现象同样值得警惕。

“工作干的好不好，多问老百姓满不满意，有多少获得感和幸福感，这才是评价标准。”中央减负通知印发后，引起一片叫好，有网友直言，对这一举措充满期待，希望基层工作人员能够腾出更多时间为老百姓服务。

“老病灶”缘何久治不愈

应该说，文山会海怪象由来已久。为什么多年来从上到下一直在痛批文山会海，而文山会海却依然存在？

细究起来，主要原因有二：一是形式主义的惯性，不开会不足以体现重视、不整材料不足以彰显政绩，务虚的文山会海，替代了务实的下沉落实，结果陷入“整顿-反弹-再整顿-再反弹”的怪圈。二是解决文山会海的手段和方式容易陷入形式主义怪圈。比如这些年，不少地方推出了“无会周”制度，但大多治标不治本，约束不了滥开会、乱发文的权力冲动。

文山会海反弹回潮，说到底，根源还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作祟，有些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，始终坚信“开会才算重视，发文就是落实”。

而政绩观一旦错位，在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就容易忙于应付，重形式、轻实效，一头扎进文山会海当中，唯台账是举、以材料论英雄。

相声《开会迷》里有位“主任”，买一个脸盆也要开会，会上大讲买脸盆的重要性，还“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、言者无罪、闻者足戒的精神，进行讨论！”生动地反映了形式主义在现实中的表现。

福建农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建平认为，从治理手段上来看，面对复杂的治理事务，由于缺乏积极性和创新性，基层治理体系容易形成“会议依赖症”，以会议传达会议，以文件落实文件，满足于开会发号施令，使得文山会海耗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。

一些地方把“痕迹”当“政绩”，片面追求材料的“颜值”和“厚度”，导致材料堆积如山。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新问题、新矛盾，调研不足、学习不够、方法不多，只能依靠不间断的会议，动员动员再动员。一些干部工作方式有问题，也就“开会、台账、考核、验收”四板斧，甚至“没开会就不会工作”“没发文就不会落实”。

要看到，形式主义在一些“太平官”那里成了“护身符”。“我都在忙，你不能说我没做事”“材料那么高，我已经很用功”。劣币驱逐良币，在“太平官”的传染下，一些优秀干部也逐渐随波逐流，变得不思进取。“什么会该开，什么会不该开？”缺乏对文山会海的界定标准，也助长了这种行为。

中部地区某县一位副镇长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：“上级开会布置一件事，我们就得抓紧开会、发文；上面要求做好3项工作，到我们这里可能就得部署8项才说明重视，不开会不发文，一旦出问题那就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由此，整治文山会海，还要规范问责追责，为担当者担当，杜绝压力“甩锅”，拧紧干事创业发条，让基层干部真正能沉心思考，用心履职，专心干事。

另外，一些干部无法与时俱进，缺乏运用现代科技的意识和主动性，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信息技术的积极作用，无法发挥其及时、便捷、交互等优势，从技术手段上限制了自身无法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来。

“削山填海”须见招拆招

整治文山会海需要持续发力、久久为功。今年1月，《求是》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《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》，再次指出文山会海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、耗费大量精力，又助长了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强调说：“这种状况必须改变！”

应该看到，“削山填海”不只是某一级的事，而应是全党上下齐心的综合性治理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杜治洲认为，“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”是目的，他指出，在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当下,需要更加注重党政机关工作效率和效果问题。

层层开会，层层发文，基层文山会海的问题，主要根源在上级。中央印发的减负通知也明确，从中央层面做起，层层大幅度精减文件和会议，确保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、召开的会议减少30%－50%，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页。3月5日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，今年国务院及其部门要带头大幅精简会议、坚决把文件压减三分之一以上。

立硬杠杠压缩会议文件，在当下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山东提出各级会议数量要减少三分之一以上，基层上报材料要压减50%以上，文件原则上不超过3000字；安徽要求今年各级各部门会议数要同比减少10%以上。以上率下，一级做给一级看，一级为一级着想，文多会多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

改革对基层的工作评价机制是关键，精准监督不可或缺。“一方面整治一切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另一方面改变官员和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导向。”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。惩与治相结合，有利于压缩文山会海生存空间。

破除“材料论英雄”的考评倾向，少依靠漂亮文字搞排名，多到田间地头发现问题，以群众口碑检验工作实效。如浙江省杭州市大力整饬文山会海等六大顽疾，明确“全市各级各部门一律不得以开了什么会、发了什么文作为依据考核基层”。

落到基层，破题“本领恐慌”和“会议依赖症”应该齐头并进。实际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倡导的“四下基层”“马上就办，真抓实干”等，已经给出了具体的方法。抓落实何须坐而论道，带着问题到一线去，与群众坐“一张板凳”解决问题，这远比在会议里苦思冥想更有效。

“削山填海”，还需科技助力。加快“互联网+政务”在基层落地生根，真正把无纸化办公系统和视频会议系统用起来，建立集约化、系统化、扁平化的网络政务平台，通过科技手段提高工作效率、节约公共资源、拉近干群关系，也是解决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重要方面。

拒绝人人喊打的文山会海，还得每个党员干部齐心协力，对照自身，见行动、出实招、用真功。（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陈金来 通讯员 叶欣 马剑芳）

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报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【监察法释义(23)】监察机关运用查询、冻结措施调查案件的规定

第二十三条　监察机关调查涉嫌贪污贿赂、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以依照规定查询、冻结涉案单位和个人的存款、汇款、债券、股票、基金份额等财产。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。

冻结的财产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，应当在查明后三日内解除冻结，予以退还。

本条是关于监察机关运用查询、冻结措施调查案件的规定。

规定本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收集、保全财产性证据，防止证据流失或者被隐匿，确保在后续工作中对违法犯罪所得予以没收、追缴、返还、责令退赔。
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，要赋予监察机关必要调查权限。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实践看，监察机关调查涉嫌贪污贿赂、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，相当一部分案件涉及涉案单位和个人的存款、汇款、债券、股票、基金份额等财产。为了查清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事实，使收集、固定的证据确实、充分，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必要的查询、冻结权限，同时又规定了严格的程序以及对相关人员的权利保障。

本条分两款。第一款规定的是查询、冻结要件。主要包括两个要件：一是涉案要件。查询、冻结的涉案要件，是监察机关正在调查的是涉嫌贪污贿赂、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案件。二是必要性要件。监察机关采取查询、冻结措施，必须“根据工作需要”，这主要是指涉案单位和个人为达到伪造、隐匿、毁灭证据的目的，有可能提取、转移其存款、汇款、债券、股票、基金份额等财产，以及其他情形，不采取查询、冻结措施不足以防止这些情形的发生。监察机关采取查询、冻结措施，其对象必须是属于涉案单位和个人而不是其他主体，并且应当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、有关单位和个人出具查询、冻结书面通知，这些机构、单位和个人应当准予查询、实施冻结并提供必要的协助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、阻挠或者拖延。

第二款规定的是解除冻结。监察机关对冻结的财产应当及时进行认真审查，经审查，与案件无关的，应当在查明情况后三日内解除冻结，退还原所有人或者合法持有人、保管人。“与案件无关”，是指冻结的财产并非违法犯罪所得，也不具有证明被调查人是否违法犯罪、罪轻、罪重的作用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，与违法犯罪行为没有任何牵连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查询、冻结存款、汇款、债券、股票、基金份额等财产，既要收集、冻结能够证明被调查人有违法犯罪行为、法律责任重的书证、物证，也要收集、冻结能够证明其没有违法犯罪行为、法律责任轻的书证、物证，以保持证据的完整性与客观性。

（摘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编写、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《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〉释义》）